开博体育自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传统学术门类逐步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转变，这就是所谓“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作为这个重要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包括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体系逐步在中国建立。

　　尽管也有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和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影响，但无可否认，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建立过程，主要还是发源于近代西方的各学科门类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发展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外来学术体系与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相调适的根本问题，或可称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在中国即可称为“中国化”问题）。

　　以社会学为例，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留美归国的中国第一代职业社会学家孙本文、吴文藻等前辈就展开了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学者率先再度提出相关问题的研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作为百年中国社会学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文化自觉”等重要思想，更将相关讨论的价值从学术界内部上升到人类各文明之间寻求共生之道的高度。时至今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中国化”依旧是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议题。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同样长期关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近日，他在此领域20余年的学术思考成果正式结集为《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发布会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主持。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陈冬华教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编审分别致辞。周晓虹教授作为本书作者发表感言。随后，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陈冬华教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编审、《学术月刊》总编辑金福林编审共同为新书揭幕。

　　新书发布会之前，商务印书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科学出版”座谈会。来自商务印书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20余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交流。

　　新书发布会后，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社会理论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学者开展相关的主题研讨，为中国发展出既扎根本土开博体育、又能对话国际的社会理论提供建设性帮助。

　　下文为周晓虹教授为《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撰写的长篇跋语，群学书院受权转载，以飨读者诸君。

　　在我过往出版的著作中，大多都有“后记”，但我将列在书后的序文称之为“跋”还是第一次。大多情况下，人们为自己或他人的著述撰写序言，总是为了说明著述的意图或动因，阐释文本的意义与内容，向为自己的研究或撰稿提供帮助的人致谢，甚至还会简单述及编写过程、修订情况或选用体例……，我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这次将后记称之为“跋”，直接的动因不过是倏地想起了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名句“饱腹上高树，跋觜噪西风”。梅尧臣描绘了吃饱的乌鸦栖息在树的高处，冲着咆哮的西风不屈地发出自己的聒噪，我觉得忒像写了本小书（权且充作精神上吃了个半饱）的人，面对理论的红海拼命地想喊出自己的那一嗓子一样。而间接的动因则不过是，因为将2014年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上的一篇文章选作了代序，虽与本书的主题和书名相吻，但却漏掉了同样值得叙说的万一，故似有必要对理论的思考做一番正式一些的补充。

　　如果是五年前为这样一本纯粹的理论著述做补充，我既可能引经据典，也可能从知识的社会建构谈起，但因2019年开始涉足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研究的缘故，此时我的叙事起点自然会聚焦于自己的个人生命史。尽管本书收集的文章基本上都写于最近十年，唯一超过十年的大概是发表在2010年的《社会学研究》上的《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但我对理论的兴趣却十分绵长。

　　我在不同的地方反复说过，因为少时成长于军队大院，在时代特有的政治环境和英雄主义的氛围下，我们这些孩子除了想当英雄浴血沙场外，没有什么“立志成才”的远大理想。后来，虽然陆续对无线电、蔬菜种植（因为住的小楼四周非常空旷）和文学写作发生过兴趣，但基本上都是一阵风，谈不上固定的爱好，对理论更是从无涉猎。我最早读的一本与理论及历史相关的著作，大概是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我的父亲只有初小文化，做过会计、写的一手好字的母亲也只上过初中，他们不会对才子郭沫若关于先秦思想的纵横捭阖感兴趣，我读此书得益于中学同学魏献文。献文的父亲颇有文化，1966年时任空军气象学院院务部部长开博体育，家里有几柜子理论、历史和文学类书籍，但“文革”开始后被气象学院的造反派们逼得走投无路，在太阳穴处钉洋钉自尽。后来气象学院大院交给了空十师作师部，不让他家随气象学院搬到岔路口的新校区，终被遗弃在原址的两间小平房里。新来的孩子们知道他父亲的事，不但不理睬他，还编了下流的段子骂他，我自然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1973年，16岁的我因为爱上了文学，知道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就胡乱将《十批判书》借回家翻阅起来。当然，我那时根本看不懂先秦哲学思想，郭沫若的主张又是不屑的“尊儒反法”，但在1974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我提及先秦诸子和黄老哲学的字眼……，还是把政治课老师惊得不轻。

　　我真正开始阅读理论书籍，与1970年后提倡党的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著作有关。那个时候，父亲也发到一套六册马列原著，包括《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国家与革命》。我还记得父亲在这几本书上都留下了阅读的痕迹：他有时用红蓝铅笔，有时就用普通铅笔划线，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问过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您老人家是否读得懂革命导师的宏论？不过，懂不懂不要紧，反正我在下乡时也带上了六本原著，及那时少有的还可以买得到的文学书籍《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那两年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真的阅读过这些理论原著，记得为了防范夏日的蚊虫叮咬，我阅读时常常穿上军用雨衣和雨靴。直到几年前我从事社会学家的口述史，得知我们“最早的思考能力或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都）基本上是在下乡或做工时通过阅读20世纪70年代初所提倡的《宣言》等6本马列原著获得的。这一代学人中的多数都有在田间地头或轰鸣的车间，苦读对年纪青涩的他们近乎天书的马列原著的经历”，后来这成了我们这代人解释社会时最初的理论准备。

　　在农村插队不到两年，1977年夏，刚刚再度“出山”，就拍板在当年废除“文革”中推行的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的“十六字方针”，在废除高考10年后恢复了高校考试入学制度。因为邓公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时已是这一年的7月，所以这一年的改革到9月才真正定出基调，而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出新闻，更是到了初秋的10月。我记得，所有的人都几乎是在惊愕中报的名，因为大学10年没有公开招生，那一年全国报名的人一共有578万人。用我们后来戏谑的话说，十年的“陈渣烂谷子”一年都翻了出来。单单我们一个公社，连知青和回乡青年，报名的人竟有500人之多！

　　报名之后，因为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和生产小队队长的缘故，我没有径直回家复习，而选择了留在乡下夜里看场，心无旁骛地将高中时的课程复习了一遍，并在当年就跻身27.8万“幸运儿”之中，考取了南京医学院。我原本最想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当时文科专业极少，在江苏除非考上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考文科最好的结果就是考上南京师范大学或地处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因为中学时代我的班主任、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龙传贤先生一生贫病潦倒，我发誓什么都可以学，就是不做中小学教师，因此就天真地模仿起鲁迅、郭沫若“曲线成才”，报考了医学院，想的是先学医再圆“作家梦”。

　　我们进校后不久，当年的八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卢新华发表了小说《伤痕》，引起巨大轰动并成为后来“伤痕文学”之滥觞。大概一是因为我本身难以割舍对文学的爱好，二是因为在农村的时间虽短但留下了十分特殊的体验，三是因为中学时代的好友邹进此时在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如鱼得水，我开始将所有业余时间用于撰写“伤痕小说”。班里的同学都刚刚经历过“文革”，对小说描写的内容感同身受，因此许多人都主动帮我抄写板报，以致至今77和78两级的同学都记得读过我写的小说。这样一种与医学渐行渐远的态势，最终导致了两年后的揖别。学完医学基础课后，1980年3月，我转到本校马列师资班继续学习。在学校里的同学都抱着《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课本时，我重新啃读《宣言》《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成为南京医学院局促的校园里显眼的另类景观。

　　意想不到的是，我是因为文学而放弃医学的，但真正转到马列师资班后我却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告别文学作品的写作，一是因为我两年后才转到哲学专业，有大量的课程要补修，时间反而更加紧张；二是因为哲学的学习让我在理性思维渐长的同时，感性想象却变得僵硬起来，再写小说已找不到先前的激情与灵感。不过，好处是前两年打下的医学底子，和后两年形成的理论兴趣，却使我在毕业两年后能在1984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考试中，顺利地与其他30多位同学一道从400余位考生中胜出，并以口试第一的成绩忝列六位硕士研究生。其实，我的成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费孝通和孔令智两位教授在全国第一次联袂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南开列出的考试课程范围较广，我选考的三门是社会学概论、哲学综合和生理学，尽管第一门课没学过，但那时社会学刚恢复不久，大多都没学过，哲学综合没问题，而生理学则是我的长项（它对我的难度一定比数学或统计学对哲学专业的考生要低得多）。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南开校园里，我与刚刚恢复不久的社会学有了一场美丽的邂逅。尽管社会学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经验研究的性质，重建的主帅费孝通先生又一直提倡“志在富民”，并在1980年鼓动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时就以“现代化与社会问题”开题，希望“为我国的现代化做贡献”，但社会学理论甚至广义的社会理论一直是从事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基础。我记得，张静、景跃进、冯钢、严立贤和方宏进几位同学入学不久就对现代化理论着了迷，我虽然因为方向是社会心理学没有和他们一道研读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拉美“依附论”学者尤其是我们的执教老师富永健一教授的著述，但因为上美籍华人学者蔡文辉教授的社会学理论、南斯拉夫社会学家波波维奇（Mihajlo Popovic）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以及车文博教授的精神分析理论等课程，还是使我形成了对理论的浓厚兴趣，而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的那本《现代社会学理论》在相当时间里更是案头必备之书。

　　另外，单就现代化理论而言，尽管从宏观视角入手的学者的著述我不太留意，但从微观视角尤其是社会心理学视角切入的学者的著述却一直是我的最爱，其中包括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维·史密斯（David Horton Smith）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以及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当时有社会学重建的“黄埔军校”之称的南开大学是英克尔斯每来中国的必经之地，他不仅在1983年春以《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为蓝本，为第一届研究生班开坛讲学6周，而且多次来南开大学做过讲演，加之这本书的编译本《人的现代化》1985年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种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对我也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我后来的博士论文《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就受到英克尔斯和史密斯“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明显影响。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

　　当然，我系统地涉足社会学理论是在1999年去哈佛大学访问之后。在哈佛，完成了裴宜理教授

　　（Elizabeth J. Perry）委托的有关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那篇长文之后，我看到图书馆拥有丰富的社会学资料，尤其我常去的著名的Widener图书馆和本科生的Lemont图书馆基本上可以找到已出版的所有英文文献，加之这时候我已经和丹尼尔·贝尔

　　（Ezra F. Vogel）两位社会学大师熟悉起来，受他们的激励，就产生了撰写三卷本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念头。这部书稿第一卷“经典贡献”的写作，及回国不久承担第一批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

　　（2005），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理论的兴趣和训练，后来结集出版的《理论的邂逅：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收录的20余篇文章就大致是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少数社会心理学的论文外，它们集中体现了我对社会学理论及其基本范式的思考，虽说总体上依旧停留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窠臼之中，但已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中赋予中国社会学以新的品质。

　　其实，我对如何赋予中国社会学以自己的文化品格的思考，是在域外开始的。在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之前，我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与我追随蔡少卿教授攻读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的博士学位相关，而此前与社会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的学术纠缠则基本上沿着西方的学术路径。正是在哈佛大学，一方面我因为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在丹尼尔·贝尔教授的指点下开始了对西方社会学经典文献的系统阅读；另一方面也因为邀请我访问的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裴宜理教授，在那段时间里我不仅继续沿博士论文的线索完成了《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与后时代的比较》一文，而且先后结识了傅高义、施坚雅

　　（Deborah S. Davis）等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果说前一种阅读增加了我对理论的兴趣，那么后一种体验则使我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解释中国现实的有效性问题。

　　2012年，中国研究特别论坛。前排左起：周晓虹、古德曼（前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慧思（耶鲁大学教授）、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赵文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李若虹（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助理）

　　一年的访问结束回到中国后，上述两个领域开始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因此，除了继续保持对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的学术兴趣外，我将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思考做了压缩，在授课方面只保留了本科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其他相关课程都停开了，与此同时开设了两门新课：经典社会学理论（硕士课程）和当代中国研究（博士课程）。从那以后到现在已逾20年，从2001-2017年的16年间，在我担任系主任和院长的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先后召开了5届“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7届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以中国为中心的经验研究成了我最为关心的主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我撰写了《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一文开博体育。我在文中提出，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决定了一开始中国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现在地域研究中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带来的其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者的多元化，使得中国研究以中国为“他者”的单纯的客位立场开始改变，不仅作为客体之成员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主体性的向往，而且非中国学者也希望既能够在中国研究中确立其本国的主体性，又能够通过自身的“他者化”而获得真正理解“他者”的能力。如此，中国研究中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或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的可能，或许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

　　在农村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挑担子不仅要有好的身板，而且还要有技巧，其中适时地“换肩”就是最为常见的技巧之一。为了进一步实现理论跋涉过程中的思想“换肩”，我开始仔细研读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步：

　　（1）从2009年开始，我便提前组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几位同仁开始整理、编辑10卷本的《孙本文文集》，在此基础上2012年借孙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写成《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一文，介绍了孙本文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理论贡献、学术特点尤其是中国化的设想和努力。

　　（2）几年后，又借2016年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之际，讨论了1936年他在开弦弓村进行的江村调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江村经济》一书的意义，我认为先生不仅实现了现代人类学对“文野之别”的历史跨越，也切实推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程，而这一切都与老人家晚年倡导但青年时代即逐渐养成的“文化自觉”意识休戚相关。正是文化自觉意识保证了研究者从事研究时“进得来”和“出得去”，也赋予了他们在不同文化场景中相互切换，以“他山之石”雕琢中国之“玉”的学术潜能。

　　对孙本文和费孝通两位先生在中国化方面所做努力的探讨，对我个人了解中国社会及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不无裨益，也自然使我成了这一学科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拥趸。不久，旅居美国的谢宇教授撰写了《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明确断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并将拙作《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列为推崇“本土化”的第一篇论文。谢宇的平地惊雷自然引发了一系列的论战，但我又以为大多没有挠到痛处。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在带状疱疹的剧痛之中，我开始撰写《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一文。通过与谢宇及倡导本土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翟学伟教授的商榷，我提出自20世纪30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而围绕本土化最核心的议题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其争辩基础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的对峙。由此我提出，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除了上述思考，余下的五篇论文都与为纪念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而启动的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有关。访谈从2019年6月22日访问假期回国的周敏教授起，至当年12月26日在香港收官：我在26日完成了金耀基和李沛良两教授的访谈。众所周知，香港当时正是地动山摇之时，我到达的25日那天是平安夜但却并不太平。现在想来，那时如果不是当机立断动身前往，紧接着第二年年初新冠疫情降临，估计再也不会有机会在这个时点完成这项口述研究。

　　辛劳总是会有收获。在完成110万字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一书后，我开始借用这批丰富的口述史料或独自或与学生合作撰写学术论文。现在已经发表的五篇论文涉及三个面向：

　　（1）第一个面向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及学科建设有关，《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现代化与转型叙事》以40位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为线索，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实践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转型叙事；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社会学学科建设40年》（与胡洁合作），则具体讨论了重建中的社会学如何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实践。

　　（2）第二个学术面向聚焦于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分析：《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与高玉炜合作），讨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了知青社会学人的个人生涯，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实践；而《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则逆向考察了研究者如何投身历史之中，回应时代挑战，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社会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的线）第三个学术面向只有一篇论文，《社会学本土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与彭圣钦合作）算是与谢宇、翟学伟两教授商榷的那篇文章的续篇，它继续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入手，部分解释了作为一种话语的社会学本土化为何能够在中国社会学历经百年沧桑后仍旧方兴未艾。

　　其实，本书虽然将上述论文结集成册，但我对社会学理论尤其是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思考并未结束。我想，我在前文陈述的那些青年时代留下的对理论的痴迷和学术的烙印，在未来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之余，依旧会支配我日常的思考。换句话说，对过往学术生涯的“回眸”开博体育，也许会使促使我继续努力，保持某种自我“亢奋”的状态。比如，最近我又提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是国家型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的互动结果，并准备指导学生借助新的AI技术和语料分析手段，就这一主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同时面对部分学者有关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研究有过度实用化倾向的议论，受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弗里德里希

　　在《社会学的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的“先知-牧师”（prophetic-priestly）的一对理想类型启发，我也提出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先知-牧师”的双重精神气质：具体说，作为关注乡土、经验和现实的“牧师”型社会学家，他一生“志在富民”，希望用毕生所学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服务；而作为关注人类、超验和未来的“先知”型社会学家，他又从来就没有放弃社会学的精神启蒙和改造社会的责任。在1990年写成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他总结自己为学数十年的根本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21] 这正是先生先知-牧师的两重精神气质的突出表征。

　　在本书收录的《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现代化与转型叙事》一文中，我曾提出，在20世纪即将结束迈向21世纪的那些年里，面对由现代性的扩展而促成的全球化的浪潮，年逾八旬的费孝通逐渐停止了情系一生的田野研究，而将余生主要放在反思自身的文明及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关系的思考之上。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成功或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此时这位世纪老人扮演的角色开始从关心如何解决普通民众包括“吃饭”在内的现实问题或人间疾苦的“牧师”，转身成为思考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的“先知”。费孝通对此不是没有自觉意识的，他将弗里德里希称之为“先知”的这种“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的角色喻为“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即“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圣贤”。同样考虑到AI技术和语料分析手段的进步，我也在指导学生是否可以将《费孝通全集》作为语料库，具体分析先生身上这种牧师-圣贤的两重形象及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体现？

　　如果继续扩展了说，到1990年代后，尽管费孝通先生个人的境况变了，国家或民族的命运变了，但老人家思考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依旧没有变——他所思考的是在现代性或因现代性的扩展造就的全球化君临天下之际，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被进一步卷入同一个历史进程之时，人类作为当下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怎样和平相处？为此，先生多次论述过“美好社会”的缔造，并将“文化自觉”和“十六字箴言”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如果说1990年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思考的是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如何“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由此创造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并因此呈现了能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竞相媲美的东方智慧；那么，他在1997年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第一次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则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否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或者说“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如果说，从《江村经济》起，费孝通一生都在思考在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不要“把‘传统’和‘现代’对立（了）起来开博体育，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做（了）现代化的敌人”，或者说“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那么此时已进暮年的先生正是通过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希望能够为具有伟大传统和悠久文明的复兴中的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文章是写不完的，我不必将想说的一切都放在这一篇本就不该滔滔不绝的“跋”中。我虽然知道我迟迟刹不住车的原因无非是想表达“我为卿狂”或我为探究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知识话语体系的复杂而绵长的动因，但我也更加深知，如果没有每日的努力和年复一年的积累，所有的动因都会沦为包括腔肠动物在内的生物体在遭遇刺激后都会自然做出的某种抽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