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博体育混乱无序的战后日本，同时也充溢着自由豁达的风气，在那个时代，新闻记者可以成为明星，也可以成为英雄。全国性大报《读卖新闻》的社会部记者立松和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独家新闻不断，在乱世大放异彩。但这样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
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日本财界迫切需要由保守势力来实现政治稳定。1955年，顺应这一趋势，民主、自由两党走向联合，单一保守的政党自由诞生了。这就是五五年体制的开始，保守的永久政权得到了承诺，政、财、官互相勾结的结构性愈演愈烈。随着保守政治体制的确立，报纸的体制化也在推进，管理体制的强化终结了战后的无序和自由。
《不当逮捕》的故事发生时，作者本田靖春二十来岁，入职读卖新闻社还没几个年头，立松和博则是成名已久的明星记者。桀骜不驯的立松和倔脾气的本田虽无工作往来，但两人意气相投。当时的《读卖新闻》社会部崇尚反骨精神，叛逆是一种美德。
1957年，在报道一起《卖淫防止法》相关的受贿案后，不愿透露报料人身份的立松因损害名誉罪被捕，这在日本新闻界史无前例，着实蹊跷。曾经风光无限的立松被卷入检察机关的权力斗争，后又被选择妥协的读卖新闻社抛弃，背上新闻造假的污名。
在立松去世二十年以后，本田靖春已年近五十，他动笔写下了这位他喜爱和敬佩的前辈的故事，也就是《不当逮捕》。经过漫长的岁月，本田得以从对故人的追思中剥离，以写作者的身份客观地记录整个事件。
《不当逮捕》一经出版便荣获了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评选会全体委员赞不绝口，被称为“当之无愧的杰作”！
在本田看来，立松有自身的缺点，但无疑是一个极具魅力、个性鲜明的人物，更是一个天生的记者。这样的立松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的被捕、读卖新闻社的屈服昭示着日本新闻自由时代的衰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新闻主义兴起，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纪实文学的创作。日本纪实作家本田靖春的代表作之一《诱拐》，即诞生于那个时期。《诱拐》是日本出版界因受到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冷血》的冲击，由编辑约稿创作的一部作品，从取材到完成，本田靖春只有1年3个月的时间。
与之相反，作者的另一部代表作《不当逮捕》，却在他心中酝酿了25年之久。早在“不当逮捕事件”发生的1957年，他就萌生了将事件真相记录下来的念头，并征得了当事人、《读卖新闻》记者立松和博的首肯。
尽管本田靖春花了25年“将作为写作者的我与故人剥离开”，读者仍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他对立松和博这位前辈和友人毫不掩饰的喜爱。如果不是出于真挚的喜爱，是无法将一个离世数十年的人物描写得如此鲜活而有魅力的。
本田说立松是天生的记者，他“不可能找到一种远离报纸版面的生存方式”。熟识立松的人都说，“像立松这样的报社记者绝无仅有，以后也绝对不会再出现”，他们无法想象如果立松还活着，会是什么模样。
在本田看来，立松在性格上绝非完美之人，有很多不足乃至缺陷，但无疑是一个极具魅力、个性鲜明的人物，一个为纯粹的热情所驱动的新闻工作者。正是这样的立松，最终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在《不当逮捕》和自传《我，会终生做一个乖僻的人》中，本田靖春不止一次提到，立松被不当逮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战后日本属于记者的自由豁达的时代至此终结。
《周刊Young Jump》《没有荣耀的天才们》“第28话 不当逮捕里的立松和博(森田信吾 绘)
本田靖春195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新闻学科。在当时，文科生最好的出路就是进入报社，记者是一份体面且薪资不错的工作。新闻专业的本田也不例外，把成为记者作为求职目标。
相比看重政治、经济、外交等“硬”板块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定位“大众读物”的《读卖新闻》是后起之秀。1924年，后来被称为“日本报业大王”的新闻界传奇人物正力松太郎用10万日元买下《读卖新闻》，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传统的头版广告，开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版面和专栏，尤其是体育新闻和社会新闻做得风生水起。家喻户晓的读卖巨人棒球队也是正力松太郎的手笔，巨人队成立于1934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职业棒球队之一。
1946年，绰号“无法无天”的竹内四郎被任命为社会部部长。司法记者出身的竹内非常重视对重大社会事件的报道，立松和博便是在此时崭露头角的。竹内随性不羁，给予个人能力极强但难以管束的部下很大的自由空间，立松也不负所望，用一连串的独家报道为《读卖新闻》赢得了“事件之读卖”的美名。
尽管如此，在本田靖春的学生时代，《读卖新闻》的规模仍比不上《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薪资也差一些，并非就业的首选。但在1951年，《读卖新闻》干了一件大事，让即将升入大学的本田热血沸腾，对读卖社向往不已。
战后日本极其混乱，东京都内繁华场所黑社会蔓延，尤其是新宿地区，聚集了十数个黑帮，充斥着卖淫、暴力、毒品，说这里是全日本黑帮事务所最密集的地方也不为过。警力不足的辖区警署不要说维护治安了，甚至与黑帮勾结，为害一方。
时任《读卖新闻》社会部部长的是原四郎。原四郎1949年上任，与前任竹内四郎风格迥然不同。原四郎西装笔挺，为人严厉，偏重团队合作，擅长组织大型专题报道活动，被誉为超越前任的“名社会部部长”。“整顿新宿”运动是他最经典的一战。1951年3月4日开始，《读卖新闻》刊登系列报道，揭露新宿辖区警署乱象，包括现役警官强迫民众捐款、警署署长建自家新房的贷款来源不当等等。新宿地区的居民早就忍无可忍却无处申诉，这一系列大胆的报道赢得好评如潮。
读卖新闻社高层受到来自政界的压力，但他们置身度外，我行我素。原四郎家屋外的电灯遭到破坏，采访用车的玻璃被砸破……诸如这般的警告威胁持续不断，但《读卖新闻》没有放慢采访的脚步，反而挑衅般地在报道中署上所有取材记者的线日，警视总监田中荣一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就“整顿新宿”系列报道进行答辩，对报道内容予以否认。24日，读卖方面争取到了与田中总监当面对质的机会，然而，对于读卖递交的质询书，田中的回答傲慢轻忽。于是，读卖新闻社将包含64条质询的质询书全文刊登在30日的社会新闻版面上。这64条质询根据当地居民的证言整理而成，事实确凿，无可辩驳。田中总监终于避无可避，于4月3日召开记者会，之后又与读卖新闻社的高层代表会面，承认新宿犯罪频发、警方管理不善，承诺整顿新宿。
最终，警视厅第四方本部长和前述建房贷款有问题的署长等人被调职，与黑帮勾结者58人、有风纪问题者99人被逮捕。“整顿新宿”系列报道大获全胜，后来还获得了1953年的第一届菊池宽奖。
支撑着“事件之读卖”的读卖社会部所崇尚的，就是这样一种不惧权威的反骨精神。在社会部内部，甚至新人顶撞上司不会受到责备，不服从反而被怂恿鼓励。这种风气是社会部战斗力的源泉。本田形容此时的读卖社会部是“在被赋予的下有些过于得意忘形但却充满活力”。
1951年，记者们沉醉在混乱无序但自由不羁的战后时代里，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新闻自由的黄金时代已进入倒计时。同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美国结束对日占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在日本强行推进的民主改革和从中诞生的逐渐色彩转暗。保守的日本正在复苏。
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日本财界迫切需要由保守势力来实现政治稳定。1955年，顺应这一趋势，民主、自由两党走向联合，单一保守的政党自由诞生了。这就是五五年体制的开始，保守的永久政权得到了承诺，政、财、官互相勾结的结构性愈演愈烈。随着保守政治体制的确立，报纸的体制化也在推进，管理体制的强化终结了战后的无序和自由。
自民党成立之前，这种回归保守的趋势在立松和博所熟悉的检察机关的活动中已有所体现。但因病长期缺勤的立松没有注意到这些征兆。
1948年，发生了“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事件”之一的昭和电工疑案。昭和电气工业公司为了获得30亿日元政府贷款，向首相、议员、政府官员行贿7000万日元。负责调查此案的东京地方检察厅（地检）特搜部雷厉风行，先后逮捕了大藏省统计局局长福田赳夫、内阁经济安定总部长官栗栖赳夫、副总理大臣西尾末广。现任阁僚被捕在日本史上从无先例，直接导致上台仅8个月的芦田内阁夭折。
立松大放异彩也是从昭和电工疑案开始的。立松家与检察机关渊源颇深，但他所有的线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挖掘出来的。凭借高超的交际手腕，立松接连获得独家新闻，总能抢先一步准确报道调查进展。关于昭和电工疑案的连载特讯使他一跃成为明星记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记者中无人能与他抗衡。
1954年，发生了“日本战后四大丑闻事件”中的第二件——造船疑案。立松因病没有参与报道。造船业界为通过一项在银行融资时可获得利息减免的法案，向时任首相吉田茂的亲信、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等人行贿2000万日元。东京地检特搜部在昭和电工疑案中展现出足以令政权崩溃的强大力量，这让吉田茂产生了危机意识，他担心这股力量会破坏保守政治的根基，于是通过法务大臣犬养健对检察总长行使指挥权，强行阻止佐藤荣作被捕。特搜部功败垂成，整个检察系统威信扫地。虽然被勉强保住的吉田内阁没能持续太久，但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惨遭政治权力蹂躏的事实已显露无疑。
1957年，因肺结核和胃溃疡手术住院两年之久的立松重返职场，准备大干一场。他没有意识到检察机关已屈服于政治，无法像过去那样对政治丑闻发起果断的攻击。实际上，立松活跃时期，检察官与记者是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特搜部冲锋陷阵，媒体跟进报道搜查行动形成舆论上的包围阵。如今，受到钳制的检察机关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重振旗鼓。立松曾经纵横驰骋的舞台早已今非昔比。
此时，原四郎升任编辑局总务，景山与志雄接任社会部部长。《卖淫防止法》牵扯出的贪污受贿案是景山任职后遇到的第一起贪污事件，他自然想大显身手一番，但《读卖新闻》的信息一直落后于《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立松的归位对景山来说恰逢其时，他寄希望于王牌记者立松的支援能再现“事件之读卖”的风采。
立松确实很快就通过检察机关内的线人拿到了最新消息。根据立松提供的线索，《读卖新闻》迅速报道了两名自民党议员即将因收受贿赂被捕的独家新闻。不想，两名议员不仅对报道内容矢口否认，还以涉嫌损害他人名誉罪向东京地检提起诉讼。被起诉的对象包括读卖新闻社的编辑负责人和报道执笔者，以及检察机关的当事者（向报社提供情报的身份未明的检察官）和监督者（当事者的上级检察官）。
立松坚信自己的消息来源可靠，而且贪污案还在调查中，检察机关查明议员是否受贿后再谈名誉损害也不迟。警方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奉东京高等检察厅（高检）之命逮捕了立松。
逮捕损害名誉罪的嫌疑人，原则上只有两种情况：嫌疑人有销毁证据或潜逃的可能。作为“证据”的报道印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立松作为新闻记者也没有潜逃的理由，执行逮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不充分。跳过地检直接由高检委托逮捕，更是蹊跷至极。
根据日本《刑法》，立松得到的消息来自检察机关内部，确认信息真实与否的责任主要便在检察当局，记者和报社不受处罚。立松若要脱身自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出爆料人的名字，证明消息来源是检察官。
关于逮捕立松的玄机，本田靖春后来在自传中写得更为直接明了：立松获得的爆料就是东京高检检察长岸本义广设下的陷阱。检察厅内部分为马场义续派和岸本义广派两派，两人正在争夺检察总长的宝座。立松与马场派交好在检察厅无人不晓，岸本派故意制作了一份以假乱真的受贿名单，他们相信不知情的马场派检察官中一定会有人将名单泄露给立松。岸本派的目的就是借立松之口逮住泄密的检察官，以官员违反《国家公务员法》为由打压马场派。
岸本义广是战前检察机关主流派系思想检察官的一员。思想检察官是一群右翼的国粹主义者，负责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异己者进行思想。战后美军占领期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色彩浓重的思想检察官被驱逐，岸本因任职时间略少于驱逐条件而得以幸免。
马场义续在战时是经济检察官，远离主流的思想检察官，因而得到了战前致力于对抗思想检察官派系的木内曾益检察官的信任。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开博体育，木内毫无悬念落败，被“流放”到检察机关的边缘地带。思想检察官被GHQ清洗后，木内得以复权，成为战后检察机关重组后的第一任东京地检检察长。木内一上任就将马场任命为副检察长，木内-马场派成为新的主流。马场被称为“特搜之父”，领导站在贪污案调查第一线的地检特搜部，能够动摇保守政治之基础的强势调查手段自然不受保守党派的待见。
1951年，自由党在执政期间使尽浑身解数把木内赶下了台，在政治上与保守势力利益一致的岸本得势，但马场仍占据着检察机关中能左右人事的要职，成了岸本最大的眼中钉。
岸本错误地判断立松是个吃不了苦的公子哥，会轻易地供出爆料人。尽管新闻记者拒绝作证的权利不像医生那样受《刑诉法》的保护，但出卖爆料人就等同于失去作为记者的资格，这是立松绝对无法忍受的。
更令岸本没想到的是，日本新闻协会、日本新闻工会联合会、司法记者会纷纷对东京高检提出抗议，认为逮捕立松和博是不正当的，整个新闻界都表达了对读卖社和立松的支持；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由来自12个国家约120名在日特派员组成）和当时的美国三大通讯社（合众社即后来的合众国际社、、国际新闻社）则公开表态重视此事，认为日本当局是在挑战新闻自由，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
被逮捕第四天开博体育，东京地方法院罕见地驳回了高检延长拘留的申请，立松重获自由。但立松坚守职业操守、拒绝出卖线人的英雄形象并没有维持太久。
一个多月后，《读卖新闻》早报社会版头条以通栏大字标题刊登更正报道，标题为《两位议员与事件完全无关》，全面认错。通过撤销《读卖新闻》的问题报道来求得事件的解决，是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亲自与两位议员进行商议的结果。
立松和博被读卖抛弃，背上了新闻造假的污名，彻底断送了记者生涯。被调到闲职不过几年，立松便去世了。自暴自弃的他在不当逮捕事件后长期违规使用镇静类药物，他的早逝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
社会部部长景山与志雄负监督不力的责任而被左迁。后继部长就不值一提了，是个自己流连高级俱乐部的同时大幅削减记者活动经费的人，他甚至当着满怀理想的年轻记者的面说：“新闻记者的结局很可怜，不如开家小吃店。”选这样一个人任社会部部长，读卖社高层的想法昭然若揭，削减经费恐怕也是高层的意思，希望“惹事生非”的社会部能消停下来。
此后的记者逐渐“白领化”，不复见黄金时代的社会部立松那种烈马一样难以管束但充满热情的记者了。
不当逮捕事件发生时，本田靖春二十来岁，入职读卖新闻社刚两年半。立松和博年长他约十岁，成名已久。两人同在读卖社会部，不过并无工作上的交集，完全是私人交情。
尽管年龄开博体育、资历相差甚多，桀骜不驯的立松会和倔脾气的本田意气相投，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本田自己的说法是：“立松该是从23岁的我的身上，嗅出了我总有一天要脱离组织框架的束缚成为一个局外人的味道吧。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他让我靠近他身边的理由。”本田入职时，记者的黄金时代已进入尾声，但他身上毫无疑问有着社会部反叛精神的血统，继承了社会部之魂。立松所中意的便是这点吧。
在《不当逮捕》中，本田多次提到立松爱恶作剧的性格。他还写道，自己从未听立松说过“报纸的正义”“言论的自由”之类冠冕堂皇的话。立松不惜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独家新闻的取材工作，其动机就和他的恶作剧一样，是为追求个人的满足。从这点来说，立松缺少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立松和博那一辈记者，从结果上说确实揭露了体制的结构性腐败，但他们不断追逐独家新闻，大多是出于争强斗胜的本能。
这点上，本田靖春是完全不同的。比起比拼谁最早知道凶手真实身份的独家新闻，本田认为能给社会带来改变的系列报道更具价值。逐鹿者不见山，大部分追社会新闻的记者被困在日以夜继的突击采访里，往往只能看见一桩桩事件而看不见社会整体。本田恐怕很早就有这个意识，所以才会被“整顿新宿”运动所吸引。
1962年，本田靖春开始关注日本的卖血问题。在当时的日本，临床医疗中输血所使用的血液有八成来自“商业血液银行”，志愿献血仅占0.5%，为国际社会所诟病。混乱的血液买卖市场导致血库中充斥着被污染的血液，接受输血的病人约有20%感染肝炎，导致日本肝炎病盛行。
商业血液银行的血贩子瞄准东京山谷地区和大阪釜崎地区等地的底层人，收购血液。山谷和釜崎是日薪劳动者的聚集地，遍地是简易旅馆，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彻底沦为贫民窟。虽然规定一人一个月只能卖血一次，但实际情况是“职业卖血人”一天跑两个地方卖血，一个月卖血20次也不稀奇，多的竟达50次。卖血人因贫血晕倒是家常便饭。频繁卖血会导致红血球减少，血液变成黄色，这种血被称为“黄色之血”。
本田靖春自1962年夏天开始只身潜入卖血大本营山谷地区。为深入取材，和卖血人打成一片，他走进卖血的队伍里，甚至因贫血晕倒过两次。秋天，本田现身报社办公室，看起来和流浪汉没有两样。
结束采访后，本田拜访了厚生省药务局细菌制剂课课长山形操六，提出应当“废除血液买卖，提倡100%献血制度”。
同年11月，本田靖春开始在《读卖新闻》社会版上连续发表揭露卖血乱象的报道，开启了“清除黄色之血”运动。这项运动前后持续了3年半。
隶属东京日本红十字中央医院的日本红十字中央血库银行所长村上省三是本田可靠的战友。村上所长一直致力于推广献血制度，1961年9月制作了日本第一辆流动采血车。政府竟不顾国民利益，站在血贩子和拿回扣的医生一边，厚生省以开放式采血违法为由，禁止使用流动采血车。愤怒的村上所长退出了日本血液银行协会，宣布于1962年1月起日本红十字会停止买卖血液，只接受献血。
本田和村上的主要敌人是商业血液银行的龙头老大日本血库公司，该公司占有60%的市场份额。日本血库的创始人内藤良一战时是731部队的二号人物，公司核心人物至少一半是731部队的余党，日本的血液行业竟掌握在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手中，可谓讽刺至极。
总之，本田清楚这个对手不好对付。第一波报道之后，他用一年半时间在工作的间隙四处取材，积攒“子弹”。1964年5月，“清除黄色之血”运动再次启动，仅两个半月之内，本田连续发表72篇报道，对厚生省和商业血液银行发起猛烈轰炸。“休战”时期收集的事实与证言，加上村上所长在专业问题上的指导，本田关于黄色之血的专题报道打动了《读卖新闻》的百万读者。早稻田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100%献血”号召，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5月，献血血量在库存血中的占比从1962年的0.5%上升到6.4%，7月上升到9.7%，10月突破10%。厚生省官员所谓“献血制度不符合日本人习惯”的狡辩不攻自破。
1964年还发生了一件事。3月26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遇刺，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手术，之后回美国休养。3个月后，传来赖肖尔被查出感染肝炎的消息。感染源无疑是他在日本手术时接受的输血。家丑外扬，令日本政府丢尽颜面。
舆论压力之下，厚生省终于允许开放式采血，确立通过以献血确保输血的制度。本田找到大藏省会计局的中尾副局长直接谈判，要求大藏省拿出预备金，为制造流动采血车提供经费，以便将献血制度推广到全国。中尾副局长一开始当然是拒绝的，本田态度强硬：“那我就再写72篇报道，告诉大家大藏省是献血运动的敌人。献血运动势头正旺，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就无法消除日本的血液买卖。你说我是恐吓、敲诈也行，让人民来做判断吧。预备金本来就是人民的税金。”最终，大藏省出资8500万日元，为日本红十字会添置了22辆流动采血车。
1966年，献血血量上升到总储血量的49.9%。1969年，见大势已去的绿十字会（原日本血库，1964年改名）提出以收购红十字会剩余的废血为条件，彻底关闭商业采血部门开博体育。当时的红十字会不具备将全血加工成成分血的技术，村上所长只得忍痛接受了和解条件，结束了日本买卖输血用血液的历史。
日本献血制度推广速度之快引起世界关注，为卖血问题所苦的美国红十字会甚至派大型考察团赴日考察学习。顺便一提，直到今天，有偿采血在美国仍是合法的。
令本田感到遺憾的是，绿十字株式会社后来转向血液制品的制造和买卖业务，1983至1984年，因销售未经加热灭活的血液制品，导致数千名血友病患者感染HIV病毒，造成了日本史上著名的“药害艾滋事件”。本田自觉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在自传中写道，内藤良一是一个空有学识而没有良心的人，当内藤带领绿十字投入新事业时，自己本该有所警觉。
事实上，日本直到2002年才开始推进所有血液制品均由献血供血的制度，血液事业的规范是需要时间去不断完善的。本田靖春发起的“清除黄色之血”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足以称得上巨大的胜利。
本田在1998年时确诊罹患肝癌，很可能与取材时多次在山谷卖血有关。他将之称为“清除黄色之血”运动的“纪念章”。
社会部黄金时代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氛围，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的知人善用。如前所述，《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氛围要传统、严肃得多开博体育，招聘时也很看重学历。《读卖新闻》则没什么精英情结，只看重作为记者的能力，因而汇聚了各种类型、各有脾性的人。
正力松太郎是新闻行业的奇才。除了在报业的种种创举，他创办了东京广播会社，又在电视仍是奢侈品的时代大胆创办日本电视台，为推动日本广播、电视传播业做出巨大贡献。这位媒体先驱在晚年非常执着于“《读卖》是世界第一的报纸”。如果把《读卖新闻》的早报、晚报和公司旗下其他关联报纸的销量加在一起，或许确实是“世界第一”吧，虽然这只是他自己的计算方法。
1960年代之后，正力松太郎七八十岁时，热情似乎从新闻媒体行业转移到了实业上，开始热衷于建造大型休闲设施“读卖乐园”，还声称要建造4000米级别的世界第一高塔。凡此种种固然让下属有些头痛，但对老社长的任性，大家往往一笑了之。毕竟，若没有正力社长的固执，读卖新闻社也难以发展至今吧。
真正让本田靖春难以忍受的是，《读卖新闻》社会版辟专栏每日报道正力社长的动向，刊载社长的事业计划和会见国内外要人的信息。一开始，负责排版的员工尽量将这些报道压缩在社会版的左下角，故称“正力角”。本田靖春对报纸“私人物品化”的行为深恶痛绝，甚至在自传中单列了一章，标题就是“对正力角的厌恶”。
他在书中描写道，“正力角”逐渐扩大，发展成“正力物”，到了订阅《读卖新闻》二十余载的老读者打电话到报社投诉的地步：“我知道你们的正力社长很了不起，但请别再让我们看到他的南瓜脸啦！”
报社员工对“正力角”并非没有意见，他们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利用《读卖新闻》发往各地区的报纸内容略有不同的特点，仅仅在发往神奈川县逗子市的报纸上安排三段大标题的“正力角”，而在发往东京等其他地区的报纸上只安排一段标题的小篇幅报道。至于为何是逗子市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正力社长的宅邸就在逗子市。
本田对这种姑息的做法不屑一顾。他拒绝接受“正力角”的采编工作。他还曾提议社会部同僚在接到读者投诉电话后，鼓励读者给正力社长的家里寄投诉信——寄到报社肯定会在送进社长室前被拦截，或是索性建议读者停止订报，用下降的销量警示高层。后来他还提出过集体写抗议信并辞职，造成新闻事件。这些想法无疑过于理想化了，当然是无人响应。
1971年，37岁的本田靖春孤身一人从读卖新闻社辞职。他将这次辞职称为“自杀式袭击”，但显然名不副实，因为只见“自杀”而不见“袭击”。一名15年老员工的离职能给正力社长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实，早在不当逮捕事件发生时，本田就有了辞职的念头。当时年轻气盛的他看到交好的前辈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便向立松提出不如“一起辞职”。本田琢磨着，一定要将立松的遭遇写下来大白天下，因此首先得离开读卖新闻社。被现实挫败了锐气的立松只是回以沉默。或许在那时立松已经看出，本田“脱离组织框架的束缚”是迟早的事。
尽管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屈服于保守体制的报业和专断独行的社长，但他可以坚守自己内心的。
本田靖春离开报社后，进入了当时新兴的非虚构写作行业。在1970年代之前，日本并没有非虚构写作的说法，与之沾边的中长篇“作品”不过是在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用作俱乐部杂志的“增量剂”，没有可靠的取材作为支撑。历任文艺春秋株式会社旗下《诸君！》《文艺春秋》杂志主编的田中健五改变了现状，他启用可靠的编辑和记者，摸索着走出了日本非虚构写作的道路。《诸君！》《文艺春秋》两本杂志也就成了非虚构的重镇。
田中健五对本田可谓有知遇之恩。本田刚转行时还没什么名气，田中一读他的文章便说“非常出色”。但本田最终决心离开这位在非虚构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编辑。起因是刊载在1972年8月号《诸君！》上的长文《向井少尉为何被杀：虚构的南京“百人斩”》。这篇文章后来改题为《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又刊登在1973年5月号的《文艺春秋》上。作者铃木明批驳广为流传的“百人斩”杀人比赛实为虚构，并推导出根本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
本田靖春对大力宣传扭曲历史的文章感到愤慨。他在自传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战时，日本媒体发表了大量为鼓舞士气而编造的假新闻，加之侵华战争时日军配备的军刀多是显示军官身份的装饰品，“百人斩”确有夸张之嫌疑——但那又如何呢？哪怕“百人斩”有夸张的成分，南京大屠杀就不存在吗？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就能被抹消吗？如果说杀百人是假，杀十人便不是屠杀了吗？这种偷换概念的逻辑明显是站不住脚的，文艺春秋社和田中健五本人从自身的右翼立场出发，不惜无视事实，这触犯了本田的底线。他于是与田中健五绝交，主动离开了出版的中心，因为“保护内心的比世俗的成功更重要”。
作为五五年体制前的最后一批战后记者，本田靖春体验过美军占领时期的民主与自由——尽管受占领政策的约束，与军国主义盛行的压抑的战前与战时相比，那是一个宛如“置身于蓝天之下的时代”；他也经历了保守体制复苏后的风云突变。本田相信，“”“新闻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斗争得来的权利，非要说的话，拥有相对的自由只是因为有幸出生在一个更好的年代。如果要行使“第四权力”的特权，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将新闻自由用于私人的利益、以为名传播自己的极端思想，都是对读者知情权的伤害，违背了自己身为记者的原则。
本田靖春后来与讲谈社结下深厚友谊，也将自己不惧怕对抗权威、坚守原则的执拗作风带到了讲谈社。鱼住昭（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得主）在写作关于讲谈社社史的长篇连载《大众即神》时，特别提到了本田靖春对于讲谈社编辑的这种影响。
鱼住昭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共同通信社，成为一名记者，后来受《不当逮捕》的影响，在45岁时辞职成为自由作家。他辞职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在讲谈社旗下《月刊现代》杂志连载的渡边恒雄评传。渡边恒雄是《读卖新闻》的总裁和主笔，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新闻人。连载期间，并非没有被读卖新闻社起诉的风险，但《月刊现代》编辑部没有因此顾虑而删改原稿，主编高桥明男对鱼住昭说：“我希望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大众即神》也是在《月刊现代》上连载的，文中并未只写讲谈社的好话，但讲谈社作为出版方也没有加以干涉。鱼住昭发现，自己所接触的讲谈社编辑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了本田靖春的影响，他们实践着不按照公司的方针去操纵作者、尊重作者自由意志的原则。鱼住昭总结道：
本田靖春评传《成为乖僻之人：本田靖春其人与作品》的作者后藤正治（非虚构作家，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桑原武夫学艺奖得主）说，本田可能是最受编辑们喜爱的作者。这是他在为取材而采访了几乎所有与本田靖春合作过的编辑后，得出的结论。
后藤还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和本田见面的场景，说他“有无赖派（日本战后兴起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太宰治、坂口安吾等，以反叛、反世俗、玩世不恭著称）之风，好赌，绝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但与之交往“让人感到温暖”，互道再见之后，在回家的路上能“回味幸福”。叛逆潇洒而又亲切幽默的形象，不正与立松重合了吗？本田靖春自认从前辈立松那里继承了一份“宝贵的遗产”，那便是立松坦荡豪爽的“痞气”。此言非虚。
本田靖春晚年饱受病痛的折磨，罹患糖尿病、肝癌、大肠癌，去世时右眼失明、双脚截肢，但他仍在病床上一笔一划地艰难写作了自传《我，会终生做一个乖僻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部遗作中，他回忆最多的就是读卖新闻时代：那些蔑视因循守旧、自命不凡、以流浪武士自居的社会部同僚，那个自由反叛的黄金时代，以及不当逮捕事件之后的失意落寞。
《不当逮捕》和最后的自传，是本田靖春为立松和博和自己这样的反叛者所写的挽歌吧。
“如果有特别突出的优秀作品，评选就会很快结束。……这次的《不当逮捕》就是‘很快结束’的典型例子。
梅原猛、加藤秀俊、立花隆、柳田邦男、山崎正和、山本七平,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评选会全体委员赞不绝口！
混乱无序的战后日本，同时也充溢着自由豁达的风气，在那个时代，新闻记者可以成为明星，也可以成为英雄。全国性大报《读卖新闻》的社会部记者立松和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独家新闻不断，在乱世大放异彩。但这样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
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日本财界迫切需要由保守势力来实现政治稳定。1955年，顺应这一趋势，民主、自由两党走向联合,单一保守的政党自由诞生了。这就是五五年体制的开始，保守的永久政权得到了承诺，政、财、官互相勾结的结构性愈演愈烈。随着保守政治体制的确立，报纸的体制化也在推进，管理体制的强化终结了战后的无序和自由。
1957年，在报道一起《卖淫防止法》相关的受贿案后，不愿透露报料人身份的立松因损害名誉罪被捕，这在日本新闻界史无前例，着实蹊跷。原来，立松被卷入了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有人想抓出泄密的检察官，以官员违反《国家公务员法》为由打压对手。
本田靖春，日本记者、纪实作家，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评委会委员。1933年生于朝鲜。1955年，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新闻学科毕业，入职读卖新闻社，曾任社会部记者、纽约特派员，1971年离职。1964年报道卖血的现状，其关于“黄色之血”的连载报道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献血制度的确立。1977年，《诱拐》获文艺春秋读者奖、讲谈社出版文化奖；1984年，《不当逮捕》获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另著有《私战》《疵》《我，会终生做一个乖僻的人》等。2004年去世。
